由于国体无所谓好坏，对于某种国体的偏好，其实是一种主观性的好恶评价与价值判断。

可以说，自晚清的启蒙，到了民国初期，已然能够完整认识国歌的宪法意义了。南京临时政府时期，教育部在国歌征集启事中就指出，国歌代表国家之性质，发扬人民之精神，这种认识已基本贴近国歌的本质了。

据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回忆，这首训词出自南社社友、时任孙中山秘书、粤人易大庵的手笔。于是，教育部改为先征歌词，再求声谱。[18]其中，汪荣宝改写的《卿云歌》入选。关于近代中国的国歌史，皮后锋尚在读博期间就发表了一篇颇有厚度的论文。[47]官方没有回应，也就不了了之。

同时，参考了中央档案馆所编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）一书，并结合了百度搜索引擎的搜索（以国歌为标题关键词）。三、国歌制定和使用管理上的特点 那么，国歌的制定与使用管理会呈现怎样的特点呢？我们查找了有关文献，近代以来有关国歌的规范性文件，共检索到15件。到民国初年才开始渗透出政治意念，真正认识到国歌能够唤起大家爱国的念头来，有着润物无声、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，并从精神传承、革命性上寻求现实变革的正当性。

第四，各首国歌都反映了时代思潮及所代表阶级阶层思想的主旋律。因此，国歌由民意机关通过民主程序选定，也更贴切妥当。据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回忆，这首训词出自南社社友、时任孙中山秘书、粤人易大庵的手笔。但是，从有关的讨论看，有一点认识却是统一的。

[20] 《中国雄立宇宙间》歌词为： 中华雄立宇宙间， 廓八埏， 华胄来从昆仑巅， 江湖浩荡山绵连， 共和五族开尧天， 亿万年。[17]参见廖辅叔：《国歌琐谈》，载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》1993年第3期。

总理手创民国，即以其训词作为国歌，藉资全国人民之景仰，尤为至当。其实早在清末，一些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就已流露过类似见解。[66] 1982年12月4日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》，决定：恢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并正式定为国歌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的决定。感谢施立栋帮忙做了上述统计。

南京临时政府时期，教育部在国歌征集启事中就指出，国歌代表国家之性质，发扬人民之精神，这种认识已基本贴近国歌的本质了。有关争论集中在以下几点：[24] 第一．国歌宜弘扬传统还是现代。1937年6月3日，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，以现行党歌为国歌，并阐述以下理由： 关于国歌歌词之编制，业经会同审查，佥以国歌之成，必有其历史，现行党歌，为总理训词，自十三年以来，其始用于国民革命军，其继已普及于全国，各友邦亦皆习用，今若另制，转嫌生强。[62]参见李金明：《从〈义勇军进行曲〉到国歌》，载《湘潮》2010年第1期。

国民革命成功，国民革命成功， 齐欢唱，齐欢唱。该歌还在教育部审议时，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就曾逐字逐句批驳，指为不通。

1912年2月，教育部在《临时政府公报》、《民立报》等报纸上发布公告：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，发扬人民之精神，其关系至大。正如孙镇东所目，王室统一天下，四夷皆为藩属。

[27]邰爽秋：《对于国歌的意见》，载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1919年10月3日。历经北洋政府、袁世凯复辟、国民党执政、新中国，前后共产生（包括文字改动）了八首国歌。这既与当时的政局有关，又多少有点应急、民主意识不够等嫌疑，也可能是因为国歌的地位不如国旗重要吧。[55] 1949年9月21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。[46]也有人认为，咨尔多士是领袖对下属的谆谆告诫与策勉，与一般国歌包含唱歌者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歌颂与热爱，进而表达自己的决心与愿望的做法是不大适应的。[11]参见[日]小野寺史郎：《国旗、国歌、国庆——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》，周俊宇译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108页。

[18]其中，汪荣宝改写的《卿云歌》入选。我们万众一心， 冒着敌人的炮火， 前进。

[10]后来，在议论国歌时，曾纪泽的《华祝歌》也被批评，曹广权认为其声调慢缓，比利时外交官斐罘认为此乐声音蝉缓，令人易倦。（3）伪满洲国时期的规范性文件，来自于周光培主编的《伪满洲国政府公报》（辽沈书社1990年版）一书，同时参考了蔡鸿源主编的《民国法规集成》（黄山书社1999年版）一书。

吴研因，一位苏州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教师，就在《时事新报》上撰文，反对将共和制与古代圣王联系在一起的国歌。[25]参见[日]小野寺史郎：《国旗、国歌、国庆——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》，周俊宇译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120页。

时哉夫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是汪荣宝加上的。[19]参见忻平：《中国国歌史略》，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86年第6期。这才是全国国民的国歌。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。

1947年，民国政府改组，仍然议决，在政府未颁订新国歌以前，暂仍照旧。细阅教育部所选各稿，虽各有所长，而亦各有所短，已由国歌编制研究会加以签注。

[22]参见廖辅叔：《国歌琐谈》，载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》1993年第3期。一种意见认为，新歌词气势雄伟，高度概括，政治性强，有鼓舞人心的内容。

[42]以此歌代替《卿云歌》，只是为了宣示革命精神，为北伐应急而已。当时的众议院议员汪荣宝主张以《尚书》所载、据传为虞舜所作的《卿云歌》为国歌，理由是此种巨制，必须有历史上之根据，足以感发国民之心志，且高尚优美，涵盖群言者，方为合作。

著即定为国乐，一体遵行。这两次人大会议都是就国歌单独形成决议，不入宪。[60]参见李金明：《从〈义勇军进行曲〉到国歌》，载《湘潮》2010年第1期。[18]对于这段史实，小野寺史郎和忻平的说法不一。

工农学兵，工农学兵， 大联合，大联合。北伐时期，《国民革命歌》作为代国歌，开始融入了革命性，直接以党歌代国歌，体现了国民党的党政不分、以党治政。

袁世凯暴卒后，灵柩回彰德安葬，演奏了这首歌。[60] 在十年浩劫中，田汉受到迫害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禁唱，只是在外交场合演奏曲调，不唱歌词。

乐记曰：凡音者，生于人心者也，乐者，通伦理也。[47]参见廖辅叔：《国歌琐谈》，载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》1993年第3期。